郭树清：把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

本报讯【记者 冯娜娜】

“中国自古就有‘治未病’的医学思想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需要树立预防为主的意识，做到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处置，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。”6月14日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在“第十届陆家嘴论坛（2018）”上表示。

郭树清谈到，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实践中有九方面体会较深：一是底线思维防患未然；二是稳定大局逐步加严；三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；四是区别对待分类施策；五是抓住时机攻坚克难；六是标本兼治依法规范；七是回归本源服务实体；八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；九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。

郭树清表示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是一场攻坚战，也是一场持久战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，优先处理最可能影响全局、威胁整体的问题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系统性工程，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强力治标，有效处置重大风险事件，同时，要对所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，严肃处理，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市场上的歪风邪气压制下去。但是从根本建立起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，更要注重加强金融法治建设，补齐监管短板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治标成果。

“有的同志对金融业对外开放心存顾虑，认为开放金融服务业可能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，引进外资股东可能威胁国家金融安全，这种担忧是多余的。”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，郭树清强调，到目前为止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.3%，外资保险公司也不过6%左右。事实上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，更无法想象有许多中国金融企业进入全球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前列。金融业扩大开放是增强我国服务业竞争力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迫切需要。中国银保监会按照总书记提出的“宜早不宜迟，宜快不宜慢”的要求，正在加快落实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。

在看到成绩的同时，郭树清也谈到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。一是自我革命本身意味着许多特有的困难。二是道德风险根深蒂固。相当多的金融机构仍然存在“垒大户”情结，不少企业高度依赖债务投入，各类隐性担保和“刚性兑付”没有真正打破，“预算软约束”“投资饥渴症”问题仍然比较突出，市场化法治化破产机制远未形成。三是一些地方、部门、银行和企业缺乏应有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，对去产能、去杠杆心存侥幸，对不良资产处置和“僵尸企业”出清等待观望、犹豫不决，总希望国家出台政策给予救助。四是平衡各方利益面临很多制约。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，兼顾多重利益的难度越来越大，调整越来越困难，有待于各个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。

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征程上，需要着力解决一些领域滞后的问题，加强薄弱环节。郭树清指出，当前需要优先考虑的六大重点是：加快企业结构调整、妥善处理企业债务违约问题、大力推进信用建设、努力解决违法成本过低问题、合理把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、加强机构投资者队伍建设。（网站来源：中国保险报网）

防范化解金融风险  奋力跨越重大关口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

郭树清

李强书记、小川理事长、应勇市长、易纲行长

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：

大家早上好！很高兴时隔六年再次参加这个论坛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领袖，对金融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，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，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也极为罕见。

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就有金融风险。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，都会发生不平衡、不协调。但是迄今为止，多数国家仍然通过危机来强制调整，付出沉重代价后，恢复经济金融平衡。只有在我们国家，才能够做到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，各级政府主动作为，集中动员全社会力量，及早防范化解各类风险，防止生成系统性金融危机。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理论和政策论述，深刻把握现阶段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规律，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国方略，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。其核心要义就是，从国情现实出发，以自我革命的理念和方法，主动消除经济金融隐患，成功跨越重大关口，确保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顺利实现。“自我革命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，是处理新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，因而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。

我国现阶段的金融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。总的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、新兴市场经济、“三期叠加”，同时处于市场化、国际化不断深入，经济增长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特定时期。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对的矛盾更为复杂，有些风险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，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处置各类隐患，以经常的“小震”释放压力，避免出现严重的“大震”，总体上要用事先的而不是事后的、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、整体的而不是零散的方法，去矫正各种偏离，及早恢复经济金融平衡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下，我们展开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战役。在工作实践中，有以下几个方面体会较深。

一是底线思维防患未然。总书记指出，要把各种困难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，把可能的风险和挑战想得更深入一些，从最坏处着眼，做最充分的准备，朝好的方向努力，争取最好的结果。中国自古就有“治未病”的医学思想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需要树立预防为主的意识，做到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处置，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。近年来，针对房地产贷款、地方政府债务和互联网金融等系统性风险隐患较大的领域，我们设定审慎监控指标，开展压力测试，加强清理规范，及早介入干预，有效遏制了风险累积。同时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在经济上行期，加大拨备和准备金计提力度，多渠道补充资本，不断提升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。

二是稳定大局逐步加严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是一场攻坚战，也是一场持久战。治理金融业内部层层嵌套、自我循环，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和市场的承受能力，在保持国民经济列车平稳运行中拆除“炸弹”，防止出现“处置风险的风险”。在化解“类信贷”业务风险过程中，我们没有全线出击、四面作战，而是合理安排过渡期,先由机构自查再由监管部门检查，有计划、分步骤，渐次达成目标。在整治同业业务时，先从规范同业投资和同业理财入手，使特殊目的载体投资放慢增幅，继而出现负增长。同业理财余额逐月下降，至今已压减三分之二。与此同时，同业存放和同业存单则只有较小变化。直至去年底今年初，才开始启动规范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，同样没有采取“一刀切”和急刹车的办法。

三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，优先处理最可能影响全局、威胁整体的问题。在推动去杠杆过程中，金融管理部门坚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，优先推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杆率。针对交叉金融野蛮生长、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等突出问题，我们及时开展市场乱象综合整治，有力遏制了银行业和保险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。一年多来，银行业在保持12%以上信贷增速的同时，总资产规模少扩张20多万亿元。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总保费收入下降的情况下，保险业的保障功能不断增强，今年前4个月，人身险中纯保障类产品占比上升2.9个百分点。

四是区别对待分类施策。根据不同领域、不同市场的金融风险情况，采取差异化、个性化的办法。工作实践中，对于不法分子控制的金融集团等“恶性肿瘤”，毫不手软，及时实施“外科手术”。对于情况复杂、牵涉面广的案例，采取徐缓调理的办法，通过“慢撒气”逐步缓释，条件具备时再果断出手。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市的支持和配合。对于“金融科技”，英国等国家提出了“监管沙盒子”的概念，而我们采取的实际上类似“监管沙房子”的框架，可能需要逐步调整优化。

五是抓住时机攻坚克难。总书记指出，应对金融风险和挑战必然要付出代价、经历痛苦，我们必须勇于直面问题，敢于碰硬、善于碰硬，把握时机，主动出手，及时消除隐患。去年以来，我们督促银行利用当前拨备较充足的有利条件，做实贷款分类，真实反映信用风险。目前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，已由高峰期的近120%降至100%以内。同时鼓励银行综合运用坏账核销、现金清收和批量转让等手段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，2017年以来共处置不良贷款1.9万亿元。有的观察家将这些行动解读为银行的负面讯息，恐怕不太合理。

六是标本兼治依法规范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系统性工程，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强力治标，有效处置重大风险事件，同时，要对所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，严肃处理，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市场上的歪风邪气压制下去。但是从根本建立起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，更要注重加强金融法治建设，补齐监管短板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治标成果。2017年，银行业重点推进70多项补短板项目，已完成48项，今年又新提出40多项；保险业去年以来修订出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60多项。

七是回归本源服务实体。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。金融系统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全国成立1.68万个债权人委员会，积极推动企业的财务重组和破产重整。在着力破除无效供给的同时，支持培育新动能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。2017年银行业新增减费让利440亿元，今年一系列新的降成本措施正在陆续出台。信贷增速继续明显超过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，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实现“三个不低于”目标。目前，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17.3%，申贷获得率95.1%，但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还需做出新的努力。

八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。总书记指出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，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。在利率、汇率市场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，我们积极推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强化股权管理，优化机构布局，健全市场体系，持续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。有的同志对金融业对外开放心存顾虑，认为开放金融服务业可能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，引进外资股东可能威胁国家金融安全，这种担忧是多余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.3%，外资保险公司也不过6%左右。事实上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，更无法想象有许多中国金融企业进入全球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前列。金融业扩大开放是增强我国服务业竞争力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迫切需要。按照总书记提出的“宜早不宜迟，宜快不宜慢”的要求，我们正在加快落实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。

九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，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，并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总书记强调，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。人民群众既是金融监管保护的对象，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依靠力量。在实际工作中，我们注重发动群众，让群众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，提升自身免疫力，同时成长为治乱象的生力军。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，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，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，收益率超过6%的就要打问号，超过8%的就很危险，10%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。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公司，就要相互提醒、积极举报，让各种金融诈骗和不断变异的庞氏骗局无所遁形。

在充分看到成绩、树立必胜信心的同时，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。一是自我革命本身意味着许多特有的困难。刮骨疗伤，壮士断腕，知易行难。既有传统观念的束缚，也有利益固化的藩篱，大多涉及体制机制调整，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。二是道德风险根深蒂固。相当多的金融机构仍然存在“垒大户”情结，不少企业高度依赖债务投入，各类隐性担保和“刚性兑付”没有真正打破，“预算软约束”“投资饥渴症”问题仍然比较突出，市场化法治化破产机制远未形成。三是一些地方、部门、银行和企业缺乏应有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，对去产能、去杠杆心存侥幸，对不良资产处置和“僵尸企业”出清等待观望、犹豫不决，总希望国家出台政策给予救助。四是平衡各方利益面临很多制约。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，兼顾多重利益的难度越来越大，调整越来越困难，有待于各个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。

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征程上，需要着力解决一些领域滞后的问题，加强薄弱环节。当前需要优先考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加快企业结构调整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处于胶着状态，必须求同存异，寻找最大公约数，建立健全企业、银行、政府各方责任共当和损失分担机制，加快“僵尸企业”退出，加快困难企业重组，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。同时，要注意防止生产过剩，形成新的库存。二是妥善处理企业债务违约问题。市场经济下出现债务违约十分正常，相比国外，我国企业债务违约率总体仍然较低。到2018年5月末，企业债券违约后未兑付金额，只占存量信用债总金额的0.43%。要遵循市场规律，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，对于长期亏损、失去清偿能力的企业要坚决退出，对于出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，相关各方要加强沟通协商，采取积极措施共同努力，帮助其渡过难关。三是大力推进信用建设。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，要带头讲诚信，真实反映资产情况，真实披露相关信息。企业要依法披露自身信息，特别是对债权人更要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地通报经营状况。去年以来发生债务危机企业提供的教训是，必须防止四处借贷、盲目扩张。一旦出现偿债困难，应主动作为，及时调整经营结构，收缩产业链条，提高偿债能力。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，依法依规增进信用信息共享。四是努力解决违法成本过低问题。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，都要认识到，做假账就是违法犯罪。所有投融资活动都要在阳光下进行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媒体网络虚假广告，误导性宣传，欺骗性投资咨询和理财顾问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公害。究其原因，说到底还是处罚太轻，不足以形成震慑，这种局面必须改变。要加大惩戒力度，对违法违规者必须严惩，必须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。五是合理把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。金融创新有利于满足金融消费者多层次、个性化需求，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，也要有利于金融风险防范。对于不当创新、过度创新等行为，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制止。对于假创新、伪创新现象更要及早揭露，及时处罚。六是加强机构投资者队伍建设。持续培育价值投资、长期投资理念，强化金融机构的专业化分析研究能力，努力促进一流水平投资银行的形成。资管新规和即将发布的理财业务监管办法，有利于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壮大，有利于投资资金的优化配置，有利于解决直接融资比重过低问题，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“开正门、堵旁门”，加速走向规范化、透明化和法治化。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一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
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我们坚信，只要我们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不断增强“四个自信”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践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国方略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勇于自我革命，就一定能够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，成功跨越这个重大关口。（文章来源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）